应对手足口病完善疫情预警还不够

　　手足口病依靠的是肠道病毒传染，疫区民众不良的个人卫生习惯，或疫区某些卫生死角的存在，是助长疫情的最大帮凶。因此，要控制疫情，就需要在疫区广泛开展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革除不良卫生习惯，清除卫生死角。这一切都建立在全民知情、全民动员的基础上，只有全民知情，全民参与，才能在全社会建立良好的卫生环境，培养健康的卫生习惯，从而让疫情无所逞凶。 （据《新京报》）

　　疫情信息公开方能保障民众权益

　　通过切实可行的手足口病防治信息公开，让每一个人都了解掌握必要的信息和知识，无疑是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边际效应的明智之举，是落实公民知情权的应有之举。在这个看上去有些特别的五一节，我们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用科学证明行之有效的心理和文化调节来应对疫情，用信息公开保障民众合法权益。(毕 舸)

　　应对突发事件卫生部要向安监总局学习

　　应对重大疫情和应对矿难一样，时间就是机遇，一分一秒都关乎生命。动作快半拍和慢半拍，效果大不一样。在4月15日接到安徽省卫生厅疫情报告后，卫生部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直到“4月23日才确认为EV71感染，引发手足口病”。4月28日，才作出表示：“卫生部正密切关注安徽省阜阳发生的肠道病毒EV71感染”；4月30日才由三位专家作出疫情预防的谈话，并公布阜阳肠道病毒最新疫情。卫生部和安监总局相比，是技术方面的差距，还是决策方面的差距，抑或是责任心方面的差距，笔者不敢妄断雌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卫生部能早一些时日作出EV71疫情感染的确认，阜阳的防治工作就会少走一些弯路；如果卫生部工作组能早一些时日派出，就能给阜阳疫情防治更早、更多地提供一些技术、设备、人力上的帮助；如果 “将手足口病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的决定能早一些时日发出，对全国各地的疫情防治就更有指导性和针对性…… （张心灵）

　　阜阳病儿高死亡率的背后是什么

　　让每一个尤其是面临死亡之虞的病患得到同等的救护，是我们以为并期待的公共卫生机制的基本职能。但在疫情酝酿爆发长达近两月的安徽阜阳，这个机制却全然失效。媒体报道的病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见的视角：在这样一场并不致命的疫情中，病儿的生或死，居然并不取决于一套成熟有效、人人均享的公共医疗保障系统，而更多的依赖于病儿方面的自救，确切地说，取决于父母智识水平的高低、信息获取的快慢、人脉关系的多寡以及支付能力的强弱。而在公开的信息渠道封闭或歪曲的情况下，那些连“谣言”都未能到达的农村，患儿的命运就很叵测——他们的父母信息不通，亦没有通达医院获得特殊对待的门路，最后可能也难于支付“人体免疫球蛋白”这样的昂贵针药。可以悲哀地预见，最终的死亡患儿名单上，又会是农村患儿占多数。无数事例证明，在缺乏公平的投入机制、屡出纰漏的监管机制之下，受害者总是离政策、资源及信息最远的贫弱农民——发端于安徽阜阳的假奶粉事件如此，同样肇始于安徽阜阳的这次事件也是如此。在这个环境每况愈下、病毒日新月异的世界，谁来为孩童设防？只能仰仗于公平、积极且高效的医疗卫生体制。 （徐 琼）

　　阜阳疫情迟报还是瞒报需要中立调查

　　对一个并不复杂的传染病疫情的认定到底要多少时间？媒体报道第一位患者死亡在3月27日，而公开报道则在4月27日。虽然手足口病在我国尚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但它也不是多么生僻的疑难杂症。在这种情形下，尤其是在3月末就有患者接二连三地死亡之后，担负传染病防控职能的部门竟以“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手足口病，也没有实验室检测能力”来卸责，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在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中，瞒报是比迟报更恶劣的行为，而谎报是比瞒报更恶劣的行为。阜阳有关部门在这场疫情中有没有迟报、瞒报或谎报的行为，这显然不能由当地有关部门自证清白或自证其罪，而必须有更权威更中立的调查。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即将实施之际，能否将这件被公众质疑的阜阳“信息公开案”办得让人心服口服，无疑载承着公众巨大的期待。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