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西方各国对在西藏及周边地区发生的暴乱事件作出反应，对中国当局的“应对措施”发表了一些批评，有一些国家的首脑宣布不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在奥运圣火所到的一些国家，发生了大规模干扰圣火传递的抗议活动。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西藏问题也蹿升为媒体关注的主要议题，日本一些政治家、学者闻风而动，跟随西方政治家和媒体对中国进行指责。

3月19日，日本国会超党派议员组成的“西藏议员联盟”举行了总会，包括代理出席者在内，共有51名议员参加了总会。总会通过的一份措辞强硬的《关于西藏形势的声明》。3月26日，由自民党青年议员组成的“传统和创造的会”(会长为众议院议员稻田朋美)请来西藏出生的藏族人，桐荫横滨大学教授陪马在自民党本部集会。陪马在会上对中国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判，到场议员们也纷纷批判日本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消极态度”。 4月17日开始，中国外长杨洁篪访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与首相福田都对他表示，中国政府有必要正视西藏已成为国际问题的事实，希望北京政府能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据报道，面对接踵而来一系列不利因素，在中国党内、军内、外交部和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强的声音，认为胡锦涛访日应该延期或中止，但是胡锦涛亲自拍板，决定了这次访日。

这首先是因为胡锦涛具有坚定地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发展的意志，他认为∶发展中日关系，不能选择首相、时机和政权，无论日本谁当首相，都要和日本建立不动摇的战略互惠关系。在这次中日签署的《整体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中日关系第四个联合文件中，规定了中日首脑每年互访的事项，这也充分表现了胡锦涛“推动中日关系不因政权改变而改变”的决心。

在具体做法上，胡锦涛绵密推进“多给予，少索取”、“眼光放长，达人大观”的方针，使这次访问无论在气氛上还是成果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首先，中国在4月25日宣布，准备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在这以后的5月4日，胡锦涛于出访日本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日本驻京媒体联合采访，中国首脑在出访西方国家前接受这个国家的记者联合采访，在中国外交史还属异例，这充分表明了胡锦涛对日本的高度重视。在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朱维群副部长与斯特副部长(藏族)与达赖喇嘛的特使，担当外交的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在深圳举行了非正式会谈。日本记者注意到∶胡锦涛在提到达赖喇嘛时不像中国以前的发言和报导那样，只称“达赖”，而是加上了在西藏语中含有“上人”意味的“喇嘛”二字，在谈到对日本人的印象时胡锦涛则说:通过同日本朋友的交往，日本人民的热情友好、勤劳智慧、坚韧不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中国放映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胡锦涛在访日前的这些柔性举措，已使他在踏上日本国土前气氛就得到了一定的扭转。在中国宣布将与达赖喇嘛方面进行接触后的5月2日，福田康夫首相在谈及是否出席8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的问题时指出∶如果能去，我希望出席，但是现在还没有决定，表现了乐于前往的积极的态度。

从5月7日胡锦涛到日本后中日两国共同签署的《整体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中日第四个联合文件与5月8日发表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强化交流与合作的新闻公报》来看，也可以看出中方这次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多给予，少索取”、“眼光放长，达人大观”的柔性外交方针。

首先,在涉及历史问题的《整体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个联合文件中，表现日本在战争问题上需要“反省”、和承担“责任”的字眼首次在中日间涉及历史问题的共同文件中消失，只剩下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字样,这使日本方面有一种从中日关系的“原罪感”中解脱了出来的感觉。1972年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因田中在72年9月25日的祝酒词对战争仅用了 “添了很大的麻烦，并深切的反省”的字眼而争吵不休，最后是毛泽东出来打圆场才算了事；98年在签署《中日共同宣言》时，中日为写不写日本就战争向中国“道歉”争吵不休，最后两国首脑都没有在宣言中签字。但是这两个文件中都记有“责任”和“反省” 的字样。日本各大报纸和电视台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并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中日关系正面临着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出发点。《朝日新闻》论说委员若宫启文在5月9日的《朝日新闻》撰文说∶“98年，来日的江泽民主席挥舞过去，使和解远去，而这以后，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冷却，21世纪就是在这样的风景中开幕的。与此相比，(这次胡锦涛访日)仿佛是在瞬间发生了隔世的变化。”连在胡锦涛访日之前

呼吁政府不要派皇室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产经新闻》，也在5月8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称这次胡访日是胡耀邦温和对日路线的复活。

其次，随着胡锦涛访日，中国在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上，态度也显得灵活和有弹性了。在这次的第四个联合文件中，写上了中日要“为了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承认的普遍价值而紧密合作”这一条，明显表明中国对日本坚持要提出的“人权问题”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在8日发表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强化交流与合作的新闻公报》中，也提出了中日将进行人权方面的对话。中日两国在1997年决定设置人权对话机构，但在2000年，日美在联合国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进行反驳，并中断了人权对话。这次再开对话，说明中国愿意在人权问题上向国际社会靠拢。对于西藏问题，胡锦涛出访后中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日谈到西藏问题时说∶西藏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内政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包括福田首相本人在内，日本方面对西藏问题很关心，因此有交换意见的必要。他的发言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方面一贯坚持的在西藏问题上“主权不容干涉”的观点的微妙修正。

在对日本所关心的其他的问题及对日本的评价上，中国也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如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第四个联合文件中写道∶“中国重视日本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首脑会谈中，胡锦涛还指出:“中国积极评价日本对联合国做出的积极的贡献”，“希望日本方面在我的话中感觉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在日本一直积极争取入常的背景下， “重视地位”这种提法是首次写入联合文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以前，中国对日本要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曾持反对态度。2005年，日本联合德国、巴西、印度在联合国展开四国共同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时，海外华人有1000多万人签名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则在2005年3月24日表示，不认为网民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一种反日情绪，而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而在这次的新文件中，虽然还没有达到前不久中印共同宣言所宣示的“理解和支持印度在安理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地步，但是和以前相比，则是前进了一大步，甚至可以说这里包含着并不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意味。

此外，在第四个联合文件中，中国还首次高度评价了战后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在克服全球温暖化的协议上也比以前有了大幅度进展。

从上面提到的各点来看，胡锦涛这次访日似乎是做了一些妥协，但实质上是实行了一场“柔性突围”。在胡锦涛访日之前，由于西藏事件，中国的处境已和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的情形很相似，欧洲和北美的许多阁僚已开始对中国进行公开的谴责，并要对抗中国主办奥运会，日本也在观望徘徊，而经过这次胡锦涛的“暖春之旅”，日本方面则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福田首相也表示他希望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因此可以说胡锦涛的“暖春之旅”表面温文柔和，但实际上是实现了一场“战略突围”,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发展中国家成功地举办奥运会，是实现政治与经济乃至国际关系产生历史性飞跃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而胡锦涛这次访问，为打破中国在举办奥运问题上所面临突如其来的困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现代国际化潮流中的所谓外交突围，并不一定是那种冲突式的突围，更多的是通过磨合、妥协、理解、接近而达成的共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过程，也应该是不断地提高自己，使自己在认识上甚至制度上不断向国际社会承认的普遍价值升华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