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北京定位为“暖春之旅”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日本国事访问，已顺利结束。

　　不过，平心而论，一个多星期以来日本舆论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二度访日（第一次是10年前江泽民的日本之行），与其说是充满着春意的暖流，不如说是无时无刻不亮出“西藏牌”与“毒饺牌”。

　　日本大众传媒对“西藏牌”和“毒饺牌”之情有独钟，当然并不是因为媒体比官方更为偏激或者说媒体走在官方的前头。实际上，据《每日新闻》一篇特写的描述，早在今年4月17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东京会见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时，就曾大打“西藏牌”而闹得气氛有些紧张。当时杨外长表示：“再谈下去可就是干涉内政了！”高村外相的回应是：“我只是作为友人提提意见罢了，被视为干涉内政是令人遗憾的。”

　　无独有偶，据同篇特写之透露，就在两国外长东京会谈的两日前，携带着福田首相亲笔信的自民党干事长伊吹文明，也在北京和中国高层人士纠缠“西藏问题”而惹得宾主不太愉快。据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王家瑞当场表示：“让我们换个话题！你们应该是为胡主席的成功访日而来，而不是为了谈西藏问题而来的吧！”

　　协助官方赢取筹码

　　由此可见，不少日本媒体在胡锦涛访日前夕和访日期间之所以刻意突出西藏等问题，与其说是要给“亲中”的福田首相制造难题，不如说是与官方的政策相互配合，为“软弱”的福田内阁撑腰与助阵，从而协助官方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筹码和实惠。不少日本评论家就将北京此刻的处境与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情况相提并论，公开主张向北京进一步施加强大的压力。在他们看来，正当中国与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就“西藏人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备受孤立的时刻，一心一意想办好奥运会的北京当局当然得罪不起近邻的东亚经济大国，东京不在此刻趁机抬高身价，迫使对方做出最大的让步，还待何时？

　　当然，他们也十分清楚，“过渡期首相”福田康夫此刻的日子也不好过。尽管谁的内心里都知道福田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亲中派”，但要福田摆出2002年他当小泉内阁的管家（官房长官）时，处理“沈阳闯馆事件”的“毅然”姿态（当时日本官方与媒体的关键词），却有些困难。因为，与前任首相安倍一样，支持率每况愈下、随时都可能面临下台危机的福田政权急待外交成果来扶持（哪怕是些微的提升）。于是乎，大打“西藏牌”与“毒饺牌”，迫使北京不能不正视日本高价要求的重大任务，便自然而然地落在日本的大众传媒及一些与官方政策相互呼应的专家、学者等“有识之士”之肩上。

　　隐约露出“抵制奥运牌”

　　5月4 日，一向以扮演右派压力集团自居的《产经新闻》就以《微笑不能消除不信》为题披甲上阵，猛烈抨击中国政府在饺子问题、西藏问题和奥运会圣火传递问题上处理态度之不当。社论同时强调日本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大贡献国”，并对中国在日本入常问题采取消极的态度深表不满。在结语时，该报还催促福田首相在和胡锦涛主席会谈时，应力劝后者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及努力改善人权状况。社论声色俱厉地指出：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福田首相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将不会得到舆论的支持。

　　 从表面上看，《产经新闻》似乎是在向无为的福田首相施加压力，不让他采取“软弱”的外交路线，但仔细分析，明眼人不难看出其真正用意是代替官方亮出此刻官方不便公开放在桌面上的“西藏牌”及“抵制奥运牌”。5月5日，也就是胡锦涛访日前夕，《产经新闻》更再接再厉，在其头版的头条新闻标题，将中国国家主席此行定位为《胡主席没有成果之旅》，其副题为《明日到访、天然汽油田和饺子问题进展无望》。

　　与此同时，针对胡锦涛访日前夕在记者会发表的如下三点谈话，即（1）借给日本一对大熊猫；（2）对影片《阿信》印象深刻及（3）主张加强青少年的友好交流活动，不少日本媒体都有所微言。

　　“暖春”得有厚礼配套

　　针对这三个内容，《朝日新闻》虽未正面予以抨击，但却委婉地通过一幅政治漫画，讥讽只有主席将脱下的大衣挂在衣架上，自个儿鼓掌说“暖春”已经到来，而同座着装整齐的福田首相却面有难色，一点都看不出有“暖春”的感受。其弦外之音是，区区的这三个小礼品，哪能象征日中关系进入“暖春”。

　　至于《读卖新闻》，则在胡锦涛访日的两天前，在其头版的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不能称为“互惠”的日中关系》的长篇评论文章，强烈要求中国大幅度地调整其政策。

　　在这篇出自东京大学一名国际关系史学者手笔的文章中，作者先是对“与政治问题切开关系的学问”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进展表示满意，接着则把焦点对准日本官方在谈判桌上与中方一直谈不拢的三大课题：东海汽油田、冷冻饺子和日本入常问题。

　　他写道：“对于两国间悬而未决的最大问题，即如何解决东海汽油田问题和查明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中国冷冻饺子中毒真相的问题，中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是缺乏这方面的意愿和热情。”

　　支持“入常”才算“互惠”

　　他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对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示可以接受，但却对日本入常问题采取不认可的作法，是与（北京）要在东亚或全球范围寻求相互利益的“战略性的互惠关系”的政策不相配称的。他还强调：“如果以为只要中国不进行反日运动，就是对日本的‘互惠’，那是可笑的。”

　　不仅如此，作者还对福田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是由于对方对此感到不愉快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说道：“外交上有时也不能不令对方感到不愉快。”

　　 在此，这名同时身任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主张学术应与政治问题脱钩（“此地无银三百两”乎？）的东大教授对小泉六拜靖国神社间接表达了其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含蓄主张福田首相在必要时也不妨打其“参拜靖国神社牌”。为了进一步阐述其一切错误皆在中方的观点，他还指出：中国对日本采取非妥协的姿态，并不单单只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态度，而是与潜伏于中国人国际秩序之意识的“心性”（即中国人的特性）不无关系。他把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到由毛泽东继承，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论”定罪为“不仅是反日，而且是有转化为排外民族主义之危险性”的根源。

　　警惕日本沦为“渺渺岛国”

　　出自上述对“大汉民族主义”及其“中华意识”与国际秩序意识（即日本的中国威胁论者最爱谈论的天朝时代“华夷体制”与“朝贡论”）的警惕心理，该名学者提醒福田政府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不能避开谈论“令对方感到不愉快的事”。因为，如果当局态度不坚决，21世纪的日本说不准就将沦为与被中国视为内海的东海相连接的“渺渺岛国”。

　　正是在大众传媒与专家学者煽情的舆论诱导下，再加上1月底以来日本媒体铺天盖地渲染“毒饺子”、“杀人饺子”事件，胡锦涛 “暖春之旅”前夕的日本，其政治气候显然并非北京所期待的艳阳天。《每日新闻》5月初民意调查显示，共有51％的受访者主张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无疑正是此类舆论诱导的结果。

　　至此，表面上备受舆论强大压力，满脸愁容、作挨打状的“忍辱负重型”首相福田在谈判桌上底气十足，因为他有了强大的舆论作为靠山。被喻为“铁四角关系”之一的日本传媒（另三角为政、官、商）在此总算发挥了它在外交问题上不可忽视的威力。这是人们在观察日本传媒苛责弱势首相“软弱”的虚虚实实现象时，不能不加以留意之处。